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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涤燹:我要做出世界上最好的5G芯片
赵涤燹,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心头一紧。赶紧查阅字典。"燹",读音"xian",意为"野火"。"涤燹",洗涤野火、战火,是期望平顺、幸福之意吧。
他研究的领域,也如他的名字一般神秘,毫米波芯片,5G通信的核心技术之一。"我有信心做出世界上最好的芯片",他总是以平静的语气诉说不平凡的抱负。
更令人钦佩的是,以现有的研究实力,他完全可以在国外著名的大公司、研究机构获得很高的职位和待遇,事实上,他也收到了诸多充满诱惑的邀请。而他毅然选择回国创业。4月底,他将抵达南京,在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启新的航程。
从上海到荷兰、比利时,再到南京,32岁的赵涤燹可谓一帆风顺,在求学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了良师益友,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与其说,这是命运对他的垂青,不如说,是他始终坚定目标,并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前进,因而牢牢把握了命运。
在同学、同事、同行眼中,几乎"神"一样的赵涤燹,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美丽贤惠的妻子,当年追求者甚众,低调高质的赵涤燹以独有的才华魅力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两岁,可爱伶俐。事业与生活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验证了赵涤燹的眼光和选择。
回国前夕,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教育处为他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和欢送会。他认真地准备了一份发言稿,真诚地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耐心地解答大家的琐碎问题。做人的谦逊,做事的严谨,彰显于每一个细节。这或许就是他的成功之道。
在他沉甸甸的发言稿里,有很多门外汉难以理解的艰涩术语,搞技术的,可从专业角度品评他到底在业界有多牛,而我则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一个优秀80后,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赤子情怀,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
赵涤燹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我于2002年开始在复旦大学进行本科学习,微电子学专业集成电路设计方向。大三的时候,我的两位专业课老师,孙承授教授和周晓方教授建议我早点进实验室工作,并把我推荐给了闵昊教授,使得我大三就有机会进入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闵老师之前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过3年,之前也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同时是华虹集成电路公司的前总经理,主持设计了上海市交通一卡通,社保卡和二代身份证的芯片项目。闵老师很忙,但也很关心学生,每周的周日下午,闵老师必定来实验室,给我们开组会,每次组会都可以从闵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也特别喜欢开组会。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就养成了每周日下午去实验室工作的习惯,这样可以提前想好下一周要做什么,使下一周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的提高。
由于两位任课老师的推荐,闵老师一开始就对我特别信任,让我一个本科生负责了射频识别(RFID)芯片里非挥发性存储器的设计,记得那时,我每天都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师兄师姐也特别照顾我这个小师弟,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完成了整个存储器芯片的设计,芯片最终得到了流片验证,我还在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闵老师说的很多话一直让我受益匪浅,对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科研态度影响很大。闵老师常说,"做芯片,我们要先做一个能用的,再做一个好用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但做芯片要这样,做人做事也要这样,心中怀有目标,但是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朝着目标走,不能好高骛远。闵老师还说"我们在大学实验室,除了学技术,最重要的是学习做事情的方法,那个才是你终身受用的东西"。闵老师是实干家,有着大企业家的胸怀,并且坚信芯片产业化的重要性。我现在依旧和闵老师有email和电话的联系,不断从闵老师身上吸取养分。
2007年,我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开始了硕士学习,并且在荷兰一待就是3年。在代尔夫特大学求学期间,我听了很多优秀的课程,印象最深的就是博通(Broadcom)公司全球副总裁Klass Bult给我们讲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课程和John Long教授(也是我的硕士导师)讲的射频集成电路设计课程。之前我就一直想把这2门课学好,自己听课、看书摸索了近3年时间,还是觉得没有学扎实,听了2位老师的课后,再加上做了很多课程设计,顿时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正是荷兰3年的学习和实践,为我的毫米波芯片设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毫米波芯片技术是未来5G通信的核心技术之一)。
我的第一个毫米波项目是在2008年做的硕士毕设,当时由John Long教授推荐,使得我可以在荷兰飞利浦研究院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作为科研实习生完成毕业设计。毕设项目是采用130nm SiGe工艺实现60GHz波束成形发射机(beamforming transmitter),用于60GHz雷达定位系统,主要应用是为飞利浦照明服务,采用雷达芯片技术实现对室内灯光的自动控制,实现智能家庭的概念。我硕士的指导老师是Hugo Veenstra博士和John Long教授。Hugo Veenstra博士是飞利浦实验室的首席高级科学家,John Long教授是射频芯片设计领域全球排名前五的教授。硕士毕设让我受益最大的就是两位导师让我相信我也能做出世界领先的芯片。由于我的硕士课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当时波束成形和相控阵芯片设计在全球也刚开展不久,参考文献不是很多,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总结,写了研究报告,记得Hugo Veenstra博士看了后非常满意,说我是整个飞利浦研究院第一个研究这项技术的人,是研究院这个方向的专家。Hugo Veenstra博士的话让我对完成好这个充满挑战的项目顿时充满信心。飞利浦研究院的文化是工作时间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这样便于同事间的合作交流,这也使我有机会每天和其他工程师进行专业讨论。Hugo Veenstra博士很有耐心,每周都花很多时间与我探讨项目上的难题,并和我分享他几十年的设计经验。在飞利浦经过了将近1年的努力,我完成了整个芯片的设计,测试中波束成形发射机芯片所达到的调谐精度是1ps(10e-12),据我所知,这个08年取得的性能一直到去年才被别人超过。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波束成形和相控阵芯片技术也是未来5G芯片的核心技术(和导师一起,把硕士毕设的成果在欧洲固态电路会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我的硕士导师John Long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也印象深刻,Long教授每天早上8点第一个到实验室,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一周7天,从不间断。我的硕士论文Long教授是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的改的。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John Long教授甚至花了500欧,让我去上了英语写作课,通过不断写论文,我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在现在的鲁汶大学实验室,我是唯一一个论文不需要教授修改的PhD。
硕士毕业后我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继续跟我的硕士导师John Long教授做了一年助理研究员工作,期间使用130nm SiGe工艺实现了94GHz超宽带接收机,用于高精度雷达成像系统。整个设计过程中跟John Long教授有了更多的交流,得到了 John Long教授更多的指导,当然教授对我的要求也就更高了。John Long教授希望我能做出全世界性能最好的毫米波芯片,并且鼓励我说不管论文上的设计是哪个业界大牛做的,我都可以做得更好。记得有一次,教授问我为什么选择一个电路设计结构,我当时的回答是因为一篇很好的文章上IBM的设计师也用了这个结构,Long教授听了就非常不高兴,告诉我决定一个结构应该自己分析,自己想,不能照搬别人的。怕我不明白,John Long教授甚至跟我说,"爱因斯坦是不看别人写的论文的,爱因斯坦只写论文给别人看"。的确,从0到1的过程才是最难得,也是最有价值的,实现从0到1是也是创新人才所需要的素质。那怎样做出最好的电路呢?记得Long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需要Convince yourself using facts,用事实把自己说服。教授想告诉我,做好电路需要做很多分析,很多实验,很多仿真,并且反复思考总结,然后用得到的分析结果、仿真结果等事实告诉自己哪种电路结构是最好的。
经过荷兰3年的学习,让我觉得业界大牛们并不是触不可及的,通过努力,是可以赶上并且逐渐超越的。我也从此很有信心做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因为通过反复分析仿真和计算,我可以确定我做的电路性能已经达到了所使用工艺可以实现的电路性能的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