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卫星产业等待启动

                       

       直播卫星将带动百亿元的产业规模，而只有政策环境的明朗才能让这一市场真正启动。
      
       10月29日零时20分，我国首颗电视广播直播卫星—鑫诺二号发射成功。延迟了近30年的直播卫星产业终于冉冉启动，它的影响将不仅仅限于实现农民看电视的梦想，还将直接威胁城市有线电视的生存，从而触动包括电视台、地方网络公司在内的整个广电结构的改变，乃至会进一步影响通信产业的发展进程。
      
       对于直播卫星带动的产业规模，一般乐观的预测都在百亿元人民币之上，并且其带动的周边产业也有类似规模。但对于直播卫星个人接收的开放程度以及节目源的开放程度等政策尚在修改制定中，加上直播卫星的覆盖范围以及地面段运营主体、运营思路不明确，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直播卫星的产业规模。
      
       姗姗来迟的直播卫星
      
        直播卫星专家、原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江澄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计划搞卫星直播，当时我们很兴奋。然而这事却一拖再拖，直至今天才将要实现。我们整整等待了30年！”
      
        卫星直播就是使星上电视节目直接到户，接收者只需使用小型卫星接收天线即可接收到来自卫星上的电视或广播节目。我们现在收看的中央和省级电视内容虽然也来自卫星，但卫星不能直接面对家庭用户，而是通过卫星转发器进入各地有线网络，直播卫星省却了中间渠道。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模拟信号的卫星直播开始尝试进入家庭，CNN、HBO、ESPN等知名商业卫星电视频道在这时兴起，但模拟电视一个转发器只能发送一套节目，成本高昂，难以普及。
      
       进入90年代初，数字化的技术突破首先在美国实现，并迅速步入产业化和商业化轨道，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其中广播电视卫星直播产业发展尤为迅猛，并在运营中获得很大成功，占据卫星业务市场收入70%以上的份额。
      
       全球主要的卫星设备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纽特钻宝（Newtec Diamond）驻北京代表处总经理张力说，依据国外的经验，美国、欧洲、日本的卫星直播市场每年的收入总和大约为340多亿美元。早在1974年，我国就有人提出直播卫星的动议。1978年12月和1983年3月，中央曾两次批准从国外购买广播电视卫星，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就在1993年，国家129号令出台，规定“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均实行许可制度，个人禁止自行接收卫星电视。”针对家庭用户的卫星直播市场被划入了法律禁区。
      
        但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并不能就此被挡住，经过产业界和广电总局等政府部门努力，2000年，“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系统”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的12项重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项目，以及《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
      
        2001年，国务院最终批准于2003年发射直播卫星。不过，技术上的反复修改使得发射计划多次更改，直至今日才终于实现。
      
       嗷嗷待哺的庞大市场
      
       卫星直播的最大优势是只需用有限的卫星资源，就可向无限数量的家庭用户直播数百套电视节目。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海岛、山区和少数民族区域多；人口众多但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线电视网尚不够发达。因此，在我国发展广播电视卫星直播业务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如此巨大市场的国家之一。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吕立锦预测，2000年~2010年，我国至少将有13亿~14亿人口，4亿个家庭。如果有四分之一，也就是1亿家庭安装卫星电视接收机，卫星电视接收机工业的产值将有800亿元~1000亿元，每户卫星电视接收机的收费价格相当于当时有线电视的收费标准（假设每频道收费1元），那么，2008年~2017年的10年内，租金若按每家一年150元计算，则年均为150亿元。仅卫星电视直播事业的发展也会为我国开辟一个不亚于彩电、冰箱工业规模的新兴产业，每年至少可为国民经济新增250亿元的产值，增加就业人数几十万人。
       
       深圳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赵存灵说，卫星直播电视的发展，将带动卫星制造与发射服务业、运营服务业、卫星接收机、彩色电视机、卫星天线、节目内容制作与分发、软件、教育咨询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我国如果能在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发展卫星直播产业，将会在5年内形成5000万用户规模，每年为国民经济GDP增长带来的直接收入可达到300亿元人民币，带动其他产业的间接收入可达500亿元~1000亿元，增加就业岗位8万到10万个。
       
        其中如果每套卫星接收设备按700元计算，5年内就是350亿元的市场容量；每台卫星接收机按400元计算，也有200亿元的市场容量。并且卫星接收机产业的发展还将带动电子元器件、自主产权集成电路、自主产权高频头、核心软件等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产业放大效应。
      
       模糊不清的政策环境
      
       实现大家美好未来的前提是直播卫星有一个开明的政策环境。目前，最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就是如何修改国家129号令，国家给个人接收卫星电视的口开得有多大直接决定了整个直播卫星盘子有多大。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给直播卫星划定的楚河汉界是，卫星直播限定在帮助农村地区实现中央和省级节目的覆盖，同时承担一部分对海外的覆盖任务。其目的是避免直播卫星侵犯有线电视的城市领地，有线电视正在艰难的数字化整体平移阶段，直播卫星的介入可能会打乱广电总局的数字化进程规划。
      
       但在前东方有线副总，现任歌华有线顾问、北大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罗小布看来，直播卫星进入城市运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直播卫星进入城市的运营政策。罗小布表示，直播卫星将首先在偏远农村发展，收费必然低廉，这将对城市的收费产生参照影响，而且直播卫星进入城市初期，很难取得对有线电视的成本优势。但罗小布刚刚完成的一项专题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直播卫星在城市达到千万级用户的规模，其盈利和扩展将显现出很强的冲击效应。
      
       来自国外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截至2005年，德国、法国、墨西哥、巴西卫星直播系统家庭渗透率分别达到了35%、32%、25%和23%。作为直播卫星的运营商，他们的眼睛都盯着城市富庶人群和增值业务等高额回报上，对此，广电总局的高层一再警示，我国目前发展直播卫星的主导思想就是解决覆盖问题，下一步才考虑用市场的方式推动其发展。
      
       卫星直播产业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形成空间段－地面运营网络－节目源－设备供应商－设备维修服务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国外的卫星电视运营商大都有自己的卫星，有自己的节目集成平台和运营网络，是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而国内目前把空间段和地面段分开运营，空间段比较简单，由鑫诺和卫通共同运营，但地面段涉及到直播卫星的具体经营，至今仍不明确，可能有央视、文广等多个运营主体。地面段运营主体一日不确定，相关产业链个体就一日无法介入，组成闭合的结构。“虽然纽特钻宝已经在技术上获得中国相关部门认可，但由于国家没有指定地面运营公司，目前还无法进入直播卫星产业。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陈杭认为这正是这个产业最大的风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