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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父柳传志：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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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柳传志的对话，始于做企业最基本的权利——定价和奖金，在中国，这并不简单。
上世纪8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争取这最基本的权利是要冒风险的。旧的法制法规塑造了完全不同于当下的商业环境，如何不踩红线走出一条新路？柳传志说，他的习惯是"谈清楚、明着来"。
笔者：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你40多岁开始创业，经历了中国好几个时代，不同时代会遇到什么样不同的商业环境？
柳传志：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联想能够发展到今天，从管理上讲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就是在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当法制法规等等一切都是旧的时候，你要向新的目标走一条路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又积极主动又不踩红线。
笔者：当时在第一阶段是一种什么样的商业环境呢？
柳传志：那时候的商业环境就是一些老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定，比如发奖金，像我当时是总经理，一个月的最高工资120多块钱，一年的奖金只要超过(三个月工资)300多块钱，多余的部分就要交三倍奖金税。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当时国家没有想到有民企，主体是全民的，他怕你挣了钱乱发奖金。但当时没人想过，我们的财富跟全民毫无关系。
我当时也没这么想过，所以就把奖金给发超了。结果相关部门一样拿这个东西来查你……后来才改的所得税。你看这明显不合理吧？
另外又比如说定价，当时有物价局，产品怎么定价呢？只认硬件的钱。例如我们做了一个联想式汉字系统，定价方法就是把成本——买元器件的成本和加工费算在一块，再加一个他们认为的最高利润，比如25%，售价就不能再高了。但他们不知道人本身的智力发明也应该是值钱的，结果软件开发一分钱不算。
所以当时我们开发了汉卡以后，海淀区物价局认为要罚我们100万，我们一年利润才几十万块钱愣要罚100万，把你罚垮了才算，怎么去求、去说都不行。
笔者：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柳传志：最后这事的处理方式就是自己变通。比如发奖金，我就偷着拿支票换了现金，就不记帐了。中关村别的企业都那么做(记者注：指直接发三倍以上奖金)，但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查出来以后责任得我来承担，但是奖金是发给工作人员的，我又不拿。所以当时我们员工挣了工资奖金是他自己的，责任是我的，但利益不是我的。
90年代初的时候，有人说联想的业务这么好，咱们在边上另外办一个公司，等那个公司差不多了，咱们把联想好业务往那儿一转，你就到那儿是大老板，我们也占点股份，这个公司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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